本文為《愛情生活》劇本集後記,圖片為《愛情生活》劇場限定版封面。
台北·台北
一九九八年初秋,我離開島嶼南部,二十三年來童騃與青春之地,去到台北,開始書寫《旅行生活》。二〇〇六年冬末,我寫完〈光年〉,也差不多就是那個時候,我決定離開台北。八年。與我一樣從南部出發北上的那些孩子們,畢業,結婚,成為上一代,買車和公寓,所實現的和當初所想像的,似乎,相去咫尺之間。
我以為我也可以和大家一樣擁有這些。輕易地。生命本該如此。
八年。
但我並未擁有那些,或者,如果你們以為其實有些什麼,之一,便是目下看到的這冊劇本集,《愛情生活》,吧。白紙黑字的虛妄。
《旅行生活》,在一個簡陋寒酸的小旅館房間裡,交錯著我對大城初來乍到的天真嚮往和對舊世界無能的執迷;《家庭生活》,把一個同志角色丟進某間看似光潔現代的南部透天厝廚房,像握緊拳頭硬塞進自己嘴裡,為了堵住那些即將說出口的語言,為了,相信過的真理並不絕對,美好過的早已崩壞碎裂;而化身貓狗的男女在浴室裡相遇,《愛情生活》,在不斷清洗與排泄的日常往復裡,誕生想望中的愛情,會不會?在用過即棄的慾望裡,發現趨近於永恆的,狂喜,或者虛無,有沒有?或者,更純粹的自問,究竟趨近於貓還是趨近於狗?自以為貓但其實很狗,狗爆了卻說真的超貓?還有《童顏》和〈光年〉,生活三部之外的意外,很乾淨的,乾淨地包裹住斑駁、鏽蝕、穢腥的現實,成長、發育、騷亂過後的成人星球,開始有了一點點抿著嘴笑著的,與世界和解一下吧的味道。
散落在這些對話與獨白底下,則是我在台北這個前所未有的大城裡的,生活。八年。從關渡的學生宿舍、八里和圓山的分租公寓,到石牌的單人雅房。其外當然還有來去於課堂、咖啡館、劇場、電影院、辦公室之間錯織成的時光網絡。以及,不能不提到的捷運。台北車站、忠孝復興、忠孝敦化、西門、公館、士林、劍潭。在這些場所與地點,我領會情感的生滅,關係的聚散,那些遠比南方的夏日暴雨冬季苦旱更加複雜曖昧黏膩陰鬱的天氣,那種種我同時渴望來到卻又開始欲望離開的生活。生活在他方。米蘭·昆德拉說的:「生活在他方」。我有時會想,那真正的台北,還在更遠更遠的,遠在此生活之外。但其實卻都在此生活之中,不是嗎?
於是我以為自己的身體與腦袋是一只篩子,輕輕搖晃,篩落那些通過的時光碎片,那些被揀選留下的,便凝結,而後逸散,迤邐成這些文字的星圖,訴說生活的種種可能,以及大多時候的不可能。
隨後我決定離開台北了,像是一場過於漫長的旅行,也終於有開拔歸返的時刻。我打包起八年間的點點滴滴,覺得應該足夠了,足夠我此後不在台北的日子回想,紀念,或者引以為誡。那樣的時刻,可能不免仍有幾聲歎息,一點點激動,但,不礙事,生活將要繼續。
此刻,在我所居住的房間裡,再度打開台北的行李箱。窗外,有時樹與影搖曳,有時黃昏的天空一片火紅,有時小孩子的嘻笑聲構成整個世界,有時萬事萬物靜止不動。但那已不是台北,台北已是星光,是遙遠的幾百萬光年以外的星星,雖然在那裡,他們仍然隱隱約約似乎永不肯停歇地喧譁著。這,大約就是我此番整理這些劇本的心境吧。
當然,也有可能其實我從未真正遠離台北,譬如,當我不在台北的時刻,這些劇本被實踐成一次又一次的演出,又或者,劇場已經人去樓空的當下,有人翻閱起這些輯印成冊的文字——
我想感謝這些人們,《旅行生活》的導演傅裕惠,《家庭生活》的導演董維琇,《愛情生活》的導演呂柏伸,以及大大小小參與過三部曲的演出與製作的朋友們。林小意和黃冠熹,在《愛情生活》的寫作過程中,陪著我推敲出字字句句的戀人絮語。如果沒有了他們,這些劇本就無法成為劇場,更沒有機會因此成為一本書。劇場艱難,出版劇本更難,也讓我同時謝謝大田出版總編輯莊培園,及故鄉新化楊逵文學館康文榮老師,在這個過程中的協助種種。